辛亥义士林觉民的《与妻书》，是一首革命的壮烈与爱恋缱绻交汇融合的歌。在武义，也有一位革命先烈，同样也写下了一封荡气回肠侠骨柔情的《与妻书》。他是曾任武义县委书记的革命先烈邵李青。

　　邵李青（1901-1930），出生在武义上邵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排行老四，是家中最小的孩子。1926年8月，他由千家驹、钱兆鹏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武义县支部在壶山头亭秘密开会，建立中共武义临时县委，这是中国共产党金华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县委，邵李青为县委三位委员之一。1927年11月邵李青任县委书记。1930年初，邵李青领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浙武红军游击队”，在王村竖起浙江第一面红军旗帜。

　　在武义县档案馆，珍藏着一张1930年8月26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武义农民游击队成立红军》，文中写道：“武义农民游击队自本年2月组织以来，跟着目前全国革命浪潮的日益扩大，同时其游击斗争亦日益发展……现在该县已在武装农民包围中。该县游击队派代表与东方军委接洽，转变为红军……”

　　武义革命在邵李青领导下如火如荼，全国十万红军时，武义（包括宣平）红军人数就达到5000人之多，红军纪律严明，群众基础深厚。当年，武义工农群众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当红军最光荣。”

　　但早在邵李青刚参加革命时，家人们就受到了生命的威胁。邵李青在世时，家里多由妻子陈春凤一人打理，甚至为此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在写给外孙洪式亮（次女之子）的信中，陈春凤回忆：“1929年2月5日，正是农历腊月廿六，我到村里小店买写春联的红纸，被村里土豪知道了，第二天一早便来了省防军抓你外公。那天下大雪，天刚发白，省防军就到家里，从房内搜李青穿的长袍，定要我交代。我拒不开口，穷凶极恶的士兵就将我捆绑吊打，将手打残，又野蛮地脱去我的衣服，逼我跪在雪地里挨冻。过去的革命家庭，骨肉离散……”

　　因为反动派的迫害，母女三人不得不先后辗转下埠口、黄家铺、宣平、松阳等地。帮人做鞋洗衣挣钱，拉扯孩子，艰难度日。“亡命逃亡”到金丽边界的大山里，差点在逃命中“丢掉”小女儿……但即便是这样，邵李青和陈春凤夫妇也依然以革命大家为先，以小家利益为后，变卖家中房屋换钱支持革命活动。

　　邵李青和陈春凤变卖家中房屋换钱支持革命，却对小家极为“抠门”。时任武义西区区委书记陶德尊的胞妹陶家菊同邵李青夫妇交好，她曾回忆起这样一件往事：

　　当时，陈春凤外出避难，邵李青只给了两元钱。一个女人拖儿带女，两元钱怎么过日子？陶家菊对邵李青说：“搞这么危险的事，请你时刻留心，春凤姐难免担惊受怕，又有几个小孩，你钱应多交点给她，以备后用。”

　　然而，邵李青却摇摇头说：“钱要同志们大家发薪用，个人都有家庭负担，我更不能取作私用。我的胞兄已被逮捕，脚骨也被打断了，我当革命到底，必须共产党胜利而后止。如果有事故，我绝不丧失信心，前人种树后人享，我们一起的人，个个为国不为家，谁也不怕牺牲，革命不流血是不能成功的。”

　　1930年9月，邵李青二次赴上海购买枪支弹药，因奸细告密在上海被捕。在狱中，邵李青珍而重之地写下最后的绝笔书，告别他挚爱的妻儿：

　　“春凤我妻，这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我俩从此诀别罢。我死以后，儿女们托汝抚养教训。汝日后的事情请你自己主张，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遗给你，况且儿女尚幼，汝年又不甚大，倘有适意人物，你可不必拘束，任汝另配。一来衣食有靠，二来免得终生寂寞。我的尸体在兰溪，你若可能的时节可来取领，如有困难，尽可不必。我这封信和下面的几首诗可留为纪念。

　　千里关山二分别，满腔愁情难欲言。半世恩爱中途抛，回肠小断泪珠联。

　　生生死死何希罕，沧海也有变桑田。劝君暂把愁怀释，盟会有期在黄泉。

　　朝生暮死不为夭，百年寿考有日了。但能不把时光错，早休一日少点愁。”

　　这封绝笔与妻书，短短285个字，饱含革命理想信念，承载美好未来憧憬，字字真情，句句泣血，虽有歉意，革命不悔。

　　10月2日，邵李青被押到兰溪台基枪杀。穷凶极恶的反动派还砍下他的头颅，押解回武义挂在城门上示众。邵李青的一生很短，短到来不及与挚爱的妻儿道别就匆匆走了；他的一生也很长，在刑场上仍坚定呼喊“今天杀了我，我的同志是杀不完的，他们将来全会为我报仇的”。他写下了“人虽死精神不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更坚信“静心以待，必有光明之日”，字里行间，铁骨铮铮。

　　（整理 陶峰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