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

图一，嘉兴秀州中学初中部

资料显示，全国2000多个建制县内集聚了占我国50%的学生，足见其教育状况对全局的影响力堪为举足轻重。从教育与国民经济关联度判断，如果产业是今天，那么科技是明天，教育则是后天。

古人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便是此理。而在教育系列里，基础教育又是高级人才培育的摇篮。因此，关注基础教育无疑是关注国民经济人才大厦的基石。

本文仅以县域基础教育分析为例。

一，教育资源市场化配置趋势正在改变教育资源禀赋地区“朝南坐”的发展态势。

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由于优越的区位条件决定，其基础教育的水平历来处于浙江全省中上水平，但从近几年来的情况判断，这种态势正在改变，逐步走向全省中等之下的水平线，有悖于嘉兴社会发展、经济转型和人才结构的现状。

无论从录取名校的比例上判断，还是从全市排头兵学校的水准判断，其势似有一时难逆之态。现象的背后，大致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教学质量同比有下降趋势，二是优秀生源正在改变流向，三是兄弟县市教学水平在相对上升。

二，县域基础教育发展的障碍分析。

首先，对教育规律的认知与把握有缺陷，从层面上分析：县级政府是我国职能与权力配置体系相对称的最基层的政权机构，出于经济考核指标的强大圧力，它对教育产出功能的期望值存有使命性的偏见。从全社会层面上判断，对教育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非功利性存有地域性和本位性的误判。

二是教育体制条规分割严重，导致有限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基础教育以县为主的体制，突显了县政府基础教育的管理责任和资源配置中心的地位，从而形成了教育系统内部的事业主导权与地方政府教育资源配置主导权之间的失衡。从而，使县教育局长的主要职能从管理辖区内教育事业为主业，转到了以协调和平衡上述关系为主业上来，从而分散了抓基础教育的精力。

三是对跨区域生源市场管理不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强化了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被边缘化地区的衰弱，生源加速向发达地区集聚，导致师资和生源成“马太效应”趋势的扭曲性重组，强者越强，弱者愈弱。

三，名校冠名属地联合办学的利弊分析。

名校利用其长期积累的品牌优势与相对后进地区实行贴牌式冠名共同办学方式，将无形资源有形化。其益处是有利于提高合作当地的教育品牌和知名度，也有利于提升当地有形资源(诸如土地，房产和师资)的价值量(价格)和生源的进入门槛，最终有益于提升学校所在地区的社会影响力。

但是，由于品牌的落差，导致名校分校对当地学校产生了挤出效应，通过价格机制的传导吸走了当地其他学校得力的管理者和优秀师资，并以教学质量以及升学、就业良好预期的吸引力分流了当地学校优势生源。嘉兴市南湖区的清华附中，秀洲区的上海世界外国语学校和浙师大附中等都会有上述效应。

图二，嘉兴秀水中专

四，若干建言

基础教育分别处于教育系统和经济系统两大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结合部上，因此，其发展会受到两大系统内部关系协调程度及其认知理念的制约。为此，我有如下建议。

一是从全局的制度安排上应尽快建立我国教育平台、科技平台和产业平台的联动机制，而不可将其联动的任务通过随机的方式，下放至缺失制度设计权力的县级教育局身上。

教育、科技和产业之间构成生产力要素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彼此唇齿相依。我国由于条块分割的体制所决定，三大平台彼此孤军作战和闭门决策的结果，导致稀缺的优势资源浪费于相对过剩的配置之中。我国人才结构性的过剩和错位式的短缺，便是佐证。

二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上升为中央首位战略的今日，应当在产业互动的同时，将教育和科技的跨区域互动列入重要议程，并尽快从区域的形态互动上升到功能互动上来。

作为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我认为我国迄今为止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尚具有两大明显的缺位：一方面是功能缺位。区域关系迄今只停留在交通、通信为主的形态性互动之上，还未触及功能性的财政(税收管理)边界、人事边界(户藉、干部任免及社保等)、人才边界(教育管理)和科技边界的管理等。

另一方面只停留在产业平台的互动探索上，尚未进入生产力(含科技创新和教育互动等)管理边界之上。

三是要对区域生源市场化趋势实行规范化的管理。

要在行政区划之间协商互动的基础上，采取市场化分类配置的管理制度。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先天不足之处，它会将具有人格化和社会化因素的资源抽象成数字关系，在它铁面无私的裁权面前不认贫富、不辨轻重，不分先后。

因此，市场在政府设定的重点发展政策面前的失效在所难免，政府必须进行必要的政策性干预与补充，经济如是，教育也如是。为此，嘉兴市教育部门已决定对基础教育中的高中生源市场化进行干预，之后的生源合理配置已见效果。

四是要对20年来我国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进行完善，其必要性存在于县级政府职权所决定的利益偏好，与基础教育管理部门所承担的公共价值管理的使命并不完全吻合。

原因是，教育投资回報的长远性、隐蔽性和跨部门性，决定了它长期以来给人以“消耗性”和“非产出性”的误解，进而被置身于缺失话语权的弱势地位。

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体制完善的方向有二：一方面要有利于提高教育部门在政府内部的决策话语权。另一方面应有利于改变对县域经济考核指标权重的结构，提高教育指标的考核份量。

图三，上海某外国语学校

希腊哲学大师拍拉图说过：“物质世界的背后存在一个理念的实体世界。”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一系列矛盾或困惑的背后，与其说是资源不足，还不如说是理念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