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切进来，将木质方格棋盘一分为二。凌世杰端坐桌前，右手在黑子和白子之间来回切换，一个人下两个人的棋。

前几天，他刚刚结束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赛程，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坐到了棋盘前“拆棋”。世界五子棋团体锦标赛的棋谱在脑海里一格一格倒退，他按照记忆把那些关键对局重新摆在棋盘上，再推演每一步分支变化。

世界五子棋团体锦标赛夺冠后，凌世杰（右五）和队员们一起合影。

当地时间2026年8月14日，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世界五子棋团体锦标赛最后一轮比赛，凌世杰所在的中国二队以0.5分的微弱优势夺冠。“中国队包揽冠亚军”的消息传回国内时，凌世杰这个名字进入大众视野，他以“超级替补”的身份打满全部八轮比赛，拿下全队最高七分。在国际连珠联盟（RIF）官方网站WHR（Whole History Rating of Active Renju Players）世界五子棋个人等级分排名榜上，凌世杰以2863的总积分登顶世界第一。

教练眼中“不太一样”的孩子

“别人下棋为赢，他是为了‘做实验’”

凌世杰来自湖州市安吉县，目前是温州医科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一名即将升大四的学生。

夺冠的消息发布后，家乡安城小学的教师群里，曾教过他的几位老师连发好几句消息：“就是那个上数学课常发呆的男生，问他在干嘛，同学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在想棋谱。”“真的有点激动”……

在竹海连绵的小城，他记得读小学二年级时，在棋类社团里第一次接触五子棋。方寸棋盘上，黑白棋子在点线间错落纵横，与同学的来回争锋对弈带来很多乐趣。

“童年时的棋类社团，五子棋更多被看作是课余消遣的游戏。我和朋友组成对手，谁先连成五颗谁就赢了，一轮结束接着下一轮。”凌世杰说。

少年时期的凌世杰。受访者供图

但在浙江省青少年五子棋代表队总教练康健看来，凌世杰不止是“有乐趣”那么简单。彼时的康健，还是安城小学的信息技术老师，同时负责校棋类社团的日常训练，常常利用业余时间教凌世杰、康庭瑞、邱彧瑾等几位小棋手下棋的招式，也带着他们去宁波、嘉兴等地参加省市级比赛磨练棋艺。这批孩子里，凌世杰的表现不算最拔尖，但他坐得住。“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时我就看中了凌世杰这一点。”

康健第一次对凌世杰产生“这个孩子下棋不太一样”的判断，是在一节计算机课上。“我布置了一个课堂作业：和电脑自带的五子棋软件对弈，谁能最先打败六级难度，就算完成任务。”康健回忆说。

程序内置了固定的决策树和评分函数，六级意味着电脑几乎不会“犯错”。康健巡查时从他身后经过瞄了一眼，六级难度，凌世杰已经赢了不止一盘，但仍在慢条斯理地下棋，黑子白子交错得密密麻麻，棋形不像常规的主动进攻招式，反而像在故意“引诱”电脑落子到某些位置。康健看出来，他在试探电脑程序在每一种局面下的优先应对策略。

“后来我发现，凌世杰这孩子多次和我对弈也是这样，会故意下错一个地方，看我如何应对，出什么招式。”康健说，他下棋意不在赢，是在“做实验”。

渐渐地，凌世杰发现了棋盘上的更多秘密，很多看起来“随便走走”的棋，其实藏着隐蔽的连续手段。一手看似无关的落子，可能在为七八步之后的“双杀”埋下伏笔。这个发现让他着迷，他开始在课后花更多时间坐在棋盘前，反复摆弄那些棋形。

也是在这个阶段，他琢磨出一套下棋技巧：把某一步棋从整个棋局中“割掉”，然后往后推演三步、五步甚至更多。当发现局面走不下去了，再回过头来想“少了哪一步”，把那一步补回去，观察局面如何走到最优。他把这个方法叫作“手割”——割掉一手棋的意思。

这种逆向思路，在成人棋手里并不罕见，有经验的棋手经常用类似方法验证每一步的不可替代性。但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自己琢磨出来，康健没见过。“很多成人棋手都未必有这个思维，他自己就想出来了。”康健说，他教过的孩子学棋，多数靠的是背谱、练手、积攒实战经验，凌世杰靠的是不断向对手抛出问题，再从对手的回答里提取规律。

左右互搏、与自己较劲

世界第一是这样“闯关”的

在埃里温举行的世界五子棋团体锦标赛，凌世杰的身份是“替补”。这个头衔传回国内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坐在场边等待上场机会的选手”。但在五子棋团体赛的语境里，这是一个认知误区。

团体赛每队5人，每场上4人，替补可在赛前任意更换台次，且替换没有次数限制。这意味着“替补”不仅不是实力较弱的那一个，恰恰相反，他被安排在替补席，是因为棋风全面，不偏防守也不偏进攻。

世界五子棋团体锦标赛现场，比赛中的凌世杰。

赛前队内讨论出场名单时，教练组一致同意把凌世杰放在替补位置。面对不同国家的对手、不同风格的棋路，可以随时把他派上场去“拆招”。这是一种战术布局：把最稳定的棋手放在替补席上，等于手里握着一张随时可以打出去的“万能牌”。

八轮比赛，凌世杰全部登场，拿下七分。赛程密集、队友状态起伏，他一场接一场地被派上场，是全队出场最久的选手。

把时间往回拨几年，凌世杰自己也不太确定，他能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初中开始学业繁重，小学时几位经常练棋的同伴，有的拿到奖项后就不再玩五子棋了。凌世杰仍坚持着，别的孩子在周末打球、游戏、聚会，他待在房间里，面前摆一副棋盘，左右手互搏。有时候一盘棋拆到一半觉得思路不对，全部收掉重新开始。他说那是“跟自己较劲”，而较劲的结果是，他慢慢能看出每一手棋背后的“意图”，这些就像水面之下的冰山，大多数人只看到露出来的部分。

遇到对手的机会少，他开始更多运用一些棋类专业软件、AI软件等。面对棋类软件这样“打不败”的对手，凌世杰不仅对弈练手，也花大量时间做记录它在每一种局面下的优先应对策略，然后拆解它的决策逻辑。往往AI给出的推荐落点有时让人看不懂，但推演下去会发现那恰恰是胜率最高的位置。

也是在那几年，凌世杰开始在青少年五子棋赛事中冒出头。2017年前后，他参加了国家级、省级青少年五子棋比赛，并多次获得奖牌。

2023年，凌世杰考入温州医科大学计算机系。选择计算机专业，他有过自己的考量。五子棋和计算机科学在底层逻辑上是相通的，两者都依赖逻辑推演和状态空间搜索。每一步棋像代码中的一条语句，前一手和后一手必须严密衔接，不然整个逻辑链就会断裂。

凌世杰将自己学棋和参赛的历程比作“打怪升级”。2013年第一次参赛几乎垫底，那时候“连小怪都打不过”。后来从“小怪”打到“小Boss”，2024年密集参赛，拿下多个冠亚季军，世界排名冲进前二十，算是打到了“大Boss”门口。2026年埃里温登顶，终于把“终极大Boss”也打过了。

“每一场比赛都是一个关卡，每一名强手又是新的Boss。输棋就是‘被怪打死了’，复盘就是重新读档，找到哪个回合出了错。”他说，这种比喻听起来中二，但他从安城小学的社团课桌到世界冠军领奖台，就是这么一关一关“打”过来的。

从街头棋盘到世界赛场

这项古老游戏正年轻

在大众认知里，五子棋是一种街头巷尾的桌面游戏。两人各执黑白棋，在方格盘上谁先连成五子谁赢，几分钟一局，输了大不了重开。很少有人把它当作一项竞技运动来看待。

但这项古老游戏，正年轻。

回过头看，凌世杰的成长史，几乎与五子棋在中国的职业化进程同步。

五子棋起源于中国，相传在“尧造围棋”之前，它就已经流行于中国民间。约在南北朝时期，五子棋传入朝鲜半岛、日本，现代竞技规则在日本得到改革完善，在日文中被称为连珠。2006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将五子棋列为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五子棋由此从民间游戏迈入竞技体育的行列。

国家层面对智力运动的支持，有着清晰的战略考量。棋牌运动被明确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子棋与象棋、国际象棋、桥牌、国际跳棋一起被纳入“五棋一牌”体系。

二十年时间，五子棋完成了一场身份跃升。浙江省棋类协会副会长郑秀贵说，五子棋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从校园普及到全省青少年赛事的逐年扩大，这项运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和参与。

安吉是这场变迁的一个缩影。康健至今记得2012年他创办社团时的场景。整个安吉几乎没有专业的五子棋教练，棋谱要从网上一页一页下载打印。康健带着几位看上去不错的“苗子”去外地参加比赛，路上在车里教他们新的开局套路和防守招式，到了赛场再一站一站地打。

十五年后，康健成了浙江省青少年五子棋代表队总教练。安吉全县12所小学覆盖了五子棋课程，孩子们从一年级就开始接触。安城小学所有一二年级每周一节五子棋课，校园里户外长廊、训练室、活动室等随处可见五子棋盘。从普及到竞技，有了一条完整的培养链条。

康健（后排左一）带着小棋手们参加五子棋比赛。受访者供图

世界五子棋公开赛已经连续多届在安吉县举办。每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棋手汇聚到这座竹海小城，棋盘在县城广场上一字排开，场面颇为壮观。凌世杰参加过几届，比赛间隙跟康健说：“现在的小孩比我们那时候厉害多了。”

但凌世杰也隐约感觉到另一件事：在公众视野里，五子棋依然不算真正“出圈”，大多数人仍然把它和“小游戏”划等号。

同学偶尔在手机上刷到五子棋世锦赛的新闻，也不会把那条新闻和身边这个戴黑框眼镜、看起来波澜不惊的同学联系起来。

“可能在我之后，会有更多小将冒出来。”凌世杰说，他觉得总有一个小将会有“出圈”的属性，能把五子棋带到更大众的视野里去，让更多人看到棋盘上的计算量和美感。

安城小学五子棋社团内，同学之间正在下五子棋切磋。受访者供图

眼下，凌世杰已签约成为深圳棋院的试训运动员，这个身份意味着他刚刚踏上职业道路。同时，他也正准备考研。世界第一不是终点，与自己对弈的人，永远在下一盘棋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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