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朱正林（左）摄于20世纪60年代 作者供图

2021年，六号台风“烟花”惊临酷暑三伏，其非典型的路径与登陆方式有人戏称之为“变异”。古人曾有“烟花三月下扬州”之说，烟花者，桃花也，乃是春月之花。烟花会酷暑，令我大有“烟花错对月，风雨正逢时”之叹。由此，我记起了60年前嘉兴县王店镇“三伏”盛夏对决台风之中的一段“双抢”（抢收抢种）的往事来。

行政区划体制变动之前的嘉兴县，是由现在的南湖、秀州两区组成，王店也有过镇乡各自独立理政的历史。每年三伏，学生们在勤工俭学精神感召下，都会有组织地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月。那时的我，是“王店中学”的三好学生、共青团员，荣誉感和责任感所系，自觉、自律、自省程度超乎寻常。

学校之所以要在每年烈日炎炎的七八月间组织我们参与“双抢”。一是立秋之前是早稻收割与晚稻插种的最佳农时季节。当年，农业经济最大的特点是“靠天吃饭”，季节性的产出“过村无店”，误了农时就误一年收成，这在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的“民以食为天”年代，无异于是天大的事。二是由于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有限，粮食亩产率低下，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更低。

我们当年的中学生下乡，不惜在严酷的气候条件下冒着烈日抢收和在滚烫的秧田里抢种，即使在稍纵即逝的季节夺粮，也是以实际行动报国之恩和为农助力。当年，我黄花少年的心灵宛若成人，已深知立国之艰，兴国之难，富民之重。由于当年气象预测技术和预报手段的落后，往往当灾情临头时方知其险。一次，“双抢”的午休间隙我被鸡犬异声惊醒。只见屋外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四起，台风已开始从正面直击王店镇东乡田。我正和同校的二哥朱正林在一起，当听到房顶上毛竹椽子的撕裂声后，慌忙逃离被狂风正在掀走屋顶的草舍。顿时呼声一片，救灾的干部群众千头万绪之下，首先想到的仍是我们学生的安危。在迅速安置我们暂时返回自己家里之后，憨厚而又担责的农民们又奔赴田头地尾忙碌起抗灾来。当年的农舍几乎全是茅屋而无瓦房，无家可归的农民在乡镇干部的带领下，义无反顾地为捍卫来之不易的“双抢”成果而奔忙。

以现代的抗灾环境来评估，我的前辈们要在一无立体传媒信息，二无车辆运输，三无步话机联络，四无沙袋筑堤，甚至无雨衣护身的近乎原始条件下日夜抗台，其艰苦卓绝程度我都不敢想象。听见屋外黑夜里雨呼风啸的声音，在定量配供煤油的灯下看书的我，其心境自然感应到杜甫笔下那“茅屋为秋风所破”的诗句里。每每念及于此，我报国富民之心，不时会跃上心头。于是，五年后的我一到法定年龄，便毫无悬念地在上海交通大学加入了崇高使命与自己朴素志向不差的中国共产党。

在科学技术尚未普及城乡的时代，既无双刃利害的化肥农药，又无袁隆平先进的杂交水稻技术，农村忙闲不均是其阶段性低生产力水平的折射，即生产资料季节性的闲置和劳动资源季节性超配的现象并存。贫穷和质朴是那个时代的印记，我清楚地记得，当每天忙碌到太阳下山，晚风悄然之际，同学们拖着筋疲力尽的步履走上归途时，歌声常常还会盖过树梢上的蝉声。身子不及我腰高的农家孩子们，跟随大人忙乎一天后，手端满碗青菜米饭高兴地炫耀着、追逐着，宛如过年吃肉那样兴高采烈。

时代痕迹浓重的王店村干部，那种老实巴交的襟度豁达的神态，村民们那种急公好义的人品，都是我在课堂上难以汲取的精神养料而久久无法忘怀。在时年这样的国情环境里，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比现在的学生“早熟”。 我常常会有忧思，只不过忧的不仅是个人前程，更有国家的未来。因此，时年同学们几乎人人都暗有心理准备：一旦祖国召唤，我能拿出什么本事来孝敬百姓？

我的思绪从王店农村的风雨田头，回到了当今的国民教育上来。年复一年的高考成了学人踏上人生之路的独木桥时，十年寒窗的全部目的被指向就是“国考”。一旦过了考试，未来的道路怎样走？不会有多少学子考虑过。浅析原由，我认为有二：一是人生失去方向。理念是人生方向的定位坐标，人生理念由国家与个人，集体与个体，全局与局部之间相互搏弈所决定。若二者关系处置不当，则迷失自我是其必然结果。因此，年轻人的当务之急是要在自省自修自律中找回自我。二是应试教育。我认为，在应试教育的框架内，学生再也难以从功课之外去培养人生的兴趣和志向。在填报人生志愿时，很多人误以为这只是个技术问题，其实它是一个涉及人生观的命题。人生观源自于“落地”的田头作业和车间生产，而非来自高于生活的课本。正如社会道德的现状并不主要取决于你所在单位有无良好的教育，而主要在于接受教育的个人有无敬畏之心。有道是，人无敬畏，事无忌讳。人要用敬畏之心，去澄清浊乱不净之情。在群体生存链构筑的世界里，任何一位年轻人，不论你有多少阅历，也不管你有无信仰，你可能一时规避了法律，却一世难逃公德；你可能一时不在报国，却难保一世胸中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