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院史上，白鹿洞书院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标。南宋淳熙年间，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使其从此成为“天下书院之首”，开启了书院教育的新纪元。
然而，当我们走进今天的白鹿洞书院，瞻仰先贤遗泽时，似乎遗忘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武义人——吕祖谦与杨大法。他们与白鹿洞书院重修的那段历史紧密相连，却似乎被时光的尘埃所掩埋。他们不应该只是史书角落里的注脚，而应该是这座千年书院必须“看见”的重要嘉宾。
吕祖谦：精神支柱与学术推手
在籍贯概念上，吕祖谦通常被认为是婺州（金华）人。但吕祖谦曾长期在武义明招山为父母守墓并讲学，带动形成了著名的“明招学者”群体，武义被视为吕祖谦学术思想的发源地和重要实践地。另外，吕祖谦去世后也长眠于武义。几百年来，武义将吕祖谦列入文庙“乡贤祠”。武义人心目中，吕祖谦是当之无愧的武义人。时至今日，依然深刻影响武义人的精神文脉。
吕祖谦出身显赫，家学稽诸“中原文献之传”。提及南宋淳熙年间的理学，吕祖谦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峰。彼时，吕祖谦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是学界公认的领袖之一。然而，世人多知朱、吕鹅湖之会，却少有人深究吕祖谦对朱熹、对白鹿洞书院重修的深远影响。
首先，吕祖谦是朱熹在淳熙年间最重要的学术伙伴。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深度的切磋与砥砺。两人共同编撰《近思录》，这部被誉为“士子之阶梯”的理学入门书，正是他们思想碰撞的结晶。
朱、吕都是理学先驱程颢、程颐的再传弟子，哲学思想一脉相承。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信件至今留存有100多通，吕祖谦写给朱熹的也留有60多通。两人书信往来不绝，互相“砥砺理学之剑”。（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比如，乾道九年（1173），从正月开始，朱熹频频致书吕祖谦，代为搜集周敦颐、二程、永嘉诸人事迹和作品；这年，吕祖谦刊印张载《横渠集》，朱熹提示得按“蜀本”增加内容；12月，吕祖谦答应为朱熹学术著作《伊洛渊源录》作序，并向汪应辰、浙东名儒借书；淳熙元年（1174），朱熹寄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草稿请教……
可以说，朱熹在构建其理学体系的关键时期，吕祖谦提出了诸多重要意见。朱熹集大成的理学体系中，融汇了吕祖谦的智慧。白鹿洞书院后来讲学的内容根基在于理学，吕祖谦实则是这座书院精神内核的共同铸造者之一。
其次，朱熹之所以能到南康军任职，从而开启重修白鹿洞的契机，吕祖谦功不可没。据记载，朝廷任命朱熹为南康军时，朱熹因种种考量推托再三。是吕祖谦前后四次写信给朱熹，力劝他出山。吕祖谦希望朱熹能将理学家的思想精神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真正做到“学用结合”。对此，时任宰相史浩也请吕祖谦出面做朱熹思想工作。若无吕祖谦这番苦口婆心的“催任”，朱熹或许不会赴任，白鹿洞书院能否迎来那次伟大的重生，恐怕要打上一个问号。
最后，也是最令人动容的，是吕祖谦在生命垂危之际的坚守。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时，邀请吕祖谦撰写记文。彼时吕祖谦已身染重病，但他依然强撑病体，写下了那篇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记》。这不仅仅是一篇文字，更是吕祖谦以残烛之躯，为友人的事业“站台”，为书院的重生背书。《东莱吕太史文集》宋刻本中，收录了吕祖谦为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时写下的《白鹿洞书院记》，记录下那座“天下书院之首”的重生。这篇文章是白鹿洞书院精神高度的象征，它将吕祖谦的学问与人格，永远镌刻在了书院的基石之上。
杨大法：身体力行的践行者
如果说吕祖谦是精神上的支柱，那么武义人杨大法则是书院重生的具体“操盘手”。
当朱熹决心重修白鹿洞书院时，他面临的是满目疮痍的旧址。巨大的工程重任落在了时任南康军学教授杨大法和星子县令王仲杰的肩上。朱熹将具体事务全权托付，体现了他对杨大法等人的高度信任。
杨大法深知此事意义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不以教授自居，而是亲力亲为，从采购一砖一瓦，到监督每一处施工，事事躬亲，力求尽善尽美。正是因为杨大法这份近乎执拗的细致，才使得重修后的斋舍、殿堂能够符合朱熹心中讲学与祭祀的规制，为后来书院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朱熹与杨大法书信往来频繁。朱熹有诗《元范别后寄惠佳篇》《游白鹿洞熹得谢字赋呈元范伯起之才三兄并示诸同游者》等。比如，《复杨大法寄梅花二首》，其一:“转眼相将送客归，问君何处得芳菲?速来共此花前醉，莫待佳人唱缕衣。”
遗珠之憾与重塑之思
去年，笔者因“明招山的千年回响”栏目采访报道，前往白鹿洞书院探访。在寻访古迹时，却发现吕祖谦当年写下的那块《白鹿洞书院记》石碑，已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碑虽不存，但其文其功，不应被遗忘。
在与九江学院文学院院长、庐山文化研究中心李勤合教授交流时，我们均深感遗憾，并探讨了重新立碑的可能性。这块碑的意义是独特的：它不仅是朱熹重修书院的历史见证，更是朱、吕学术情谊的实物载体。比起其他赞颂之功的碑刻，吕祖谦的这篇记文，更关乎理学的传承与士大夫的精神风骨。
白鹿洞书院不仅属于庐山，也属于所有曾为其倾注心血的人。吕祖谦与杨大法这两位武义先贤，其功、其情、其文，足以穿越千年。是时候让他们的名字在白鹿洞书院重新被“看见”了。
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为了提醒后人：每一座文化丰碑的背后，都站立着一群不能遗忘的奠基者。
附：
白鹿洞书院记
吕祖谦
淳熙六年，南康军秋雨不时，高卬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视陂塘，并庐山而东，得白鹿洞书院废址。慨然顾其僚曰：是盖唐李渤之隐居，而太宗皇帝驿送九经，俾生徒肄业之地也。书院创于南唐，其事至鲜浅。太宗于汛扫区宇日不暇给之际，奖劝封殖，如恐弗及，规摹远矣。中兴五十年，释老之宫圮于寇戎者，斧斤之声相闻，各复其初，独此地委于榛莽。过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虽贫薄，顾不能筑屋数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续先贤之风声于方来乎。乃属军学教授杨君大法、星子县令王君仲杰董其事，又以书命某记其成。
某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阨，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祖宗尊右儒术，分之官书，命之禄秩，锡之扁榜，所以宠绥之者甚备。当是时，士皆上质实，下新奇，敦行义而不偷，守训故而不凿。虽学问之渊源统纪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进德之地矣。庆历、嘉祐之间，豪杰并出，讲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横渠张氏，相与倡明正学，然后三代孔孟之教，始终条理，于是乎可考。熙宁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学制，教养、考察、宾兴之法，纲条甚悉。不幸王氏之学方兴，其议遂格。有志之士未尝不叹息于斯也。建炎再造，典刑文宪，浸还旧观，关、洛绪言，稍出于毁弃剪灭之馀。晚进小生，骤闻其语，不知亲师取友，以讲求用力之实。躐等陵节，忽近慕远，未能窥程张之门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贤圣之病。如是洞之所传习道之者或鲜矣。然则书院之复，岂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与揖先儒淳固悫实之馀风，服大学离经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约，自下而高，以答扬熙陵开迪乐育之大德，则于贤侯之劝学，斯无负矣！至于考方志，纪人物，亦有土者所当谨，若李浚之之遗迹，固不得而略也。
侯于是役，重民之劳，赋功已狭，率损其旧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则有馀矣。兴废始末，具于当涂郭祥正所记者，皆不书。在中国书院史上，白鹿洞书院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标。南宋淳熙年间，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使其从此成为“天下书院之首”，开启了书院教育的新纪元。
然而，当我们走进今天的白鹿洞书院，瞻仰先贤遗泽时，似乎遗忘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武义人——吕祖谦与杨大法。他们与白鹿洞书院重修的那段历史紧密相连，却似乎被时光的尘埃所掩埋。他们不应该只是史书角落里的注脚，而应该是这座千年书院必须“看见”的重要嘉宾。
吕祖谦：精神支柱与学术推手
在籍贯概念上，吕祖谦通常被认为是婺州（金华）人。但吕祖谦曾长期在武义明招山为父母守墓并讲学，带动形成了著名的“明招学者”群体，武义被视为吕祖谦学术思想的发源地和重要实践地。另外，吕祖谦去世后也长眠于武义。几百年来，武义将吕祖谦列入文庙“乡贤祠”。武义人心目中，吕祖谦是当之无愧的武义人。时至今日，依然深刻影响武义人的精神文脉。
吕祖谦出身显赫，家学稽诸“中原文献之传”。提及南宋淳熙年间的理学，吕祖谦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峰。彼时，吕祖谦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是学界公认的领袖之一。然而，世人多知朱、吕鹅湖之会，却少有人深究吕祖谦对朱熹、对白鹿洞书院重修的深远影响。
首先，吕祖谦是朱熹在淳熙年间最重要的学术伙伴。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深度的切磋与砥砺。两人共同编撰《近思录》，这部被誉为“士子之阶梯”的理学入门书，正是他们思想碰撞的结晶。
朱、吕都是理学先驱程颢、程颐的再传弟子，哲学思想一脉相承。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信件至今留存有100多通，吕祖谦写给朱熹的也留有60多通。两人书信往来不绝，互相“砥砺理学之剑”。（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比如，乾道九年（1173），从正月开始，朱熹频频致书吕祖谦，代为搜集周敦颐、二程、永嘉诸人事迹和作品；这年，吕祖谦刊印张载《横渠集》，朱熹提示得按“蜀本”增加内容；12月，吕祖谦答应为朱熹学术著作《伊洛渊源录》作序，并向汪应辰、浙东名儒借书；淳熙元年（1174），朱熹寄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草稿请教……
可以说，朱熹在构建其理学体系的关键时期，吕祖谦提出了诸多重要意见。朱熹集大成的理学体系中，融汇了吕祖谦的智慧。白鹿洞书院后来讲学的内容根基在于理学，吕祖谦实则是这座书院精神内核的共同铸造者之一。
其次，朱熹之所以能到南康军任职，从而开启重修白鹿洞的契机，吕祖谦功不可没。据记载，朝廷任命朱熹为南康军时，朱熹因种种考量推托再三。是吕祖谦前后四次写信给朱熹，力劝他出山。吕祖谦希望朱熹能将理学家的思想精神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真正做到“学用结合”。对此，时任宰相史浩也请吕祖谦出面做朱熹思想工作。若无吕祖谦这番苦口婆心的“催任”，朱熹或许不会赴任，白鹿洞书院能否迎来那次伟大的重生，恐怕要打上一个问号。
最后，也是最令人动容的，是吕祖谦在生命垂危之际的坚守。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时，邀请吕祖谦撰写记文。彼时吕祖谦已身染重病，但他依然强撑病体，写下了那篇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记》。这不仅仅是一篇文字，更是吕祖谦以残烛之躯，为友人的事业“站台”，为书院的重生背书。《东莱吕太史文集》宋刻本中，收录了吕祖谦为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时写下的《白鹿洞书院记》，记录下那座“天下书院之首”的重生。这篇文章是白鹿洞书院精神高度的象征，它将吕祖谦的学问与人格，永远镌刻在了书院的基石之上。
杨大法：身体力行的践行者
如果说吕祖谦是精神上的支柱，那么武义人杨大法则是书院重生的具体“操盘手”。
当朱熹决心重修白鹿洞书院时，他面临的是满目疮痍的旧址。巨大的工程重任落在了时任南康军学教授杨大法和星子县令王仲杰的肩上。朱熹将具体事务全权托付，体现了他对杨大法等人的高度信任。
杨大法深知此事意义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不以教授自居，而是亲力亲为，从采购一砖一瓦，到监督每一处施工，事事躬亲，力求尽善尽美。正是因为杨大法这份近乎执拗的细致，才使得重修后的斋舍、殿堂能够符合朱熹心中讲学与祭祀的规制，为后来书院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朱熹与杨大法书信往来频繁。朱熹有诗《元范别后寄惠佳篇》《游白鹿洞熹得谢字赋呈元范伯起之才三兄并示诸同游者》等。比如，《复杨大法寄梅花二首》，其一:“转眼相将送客归，问君何处得芳菲?速来共此花前醉，莫待佳人唱缕衣。”
遗珠之憾与重塑之思
去年，笔者因“明招山的千年回响”栏目采访报道，前往白鹿洞书院探访。在寻访古迹时，却发现吕祖谦当年写下的那块《白鹿洞书院记》石碑，已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碑虽不存，但其文其功，不应被遗忘。
在与九江学院文学院院长、庐山文化研究中心李勤合教授交流时，我们均深感遗憾，并探讨了重新立碑的可能性。这块碑的意义是独特的：它不仅是朱熹重修书院的历史见证，更是朱、吕学术情谊的实物载体。比起其他赞颂之功的碑刻，吕祖谦的这篇记文，更关乎理学的传承与士大夫的精神风骨。
白鹿洞书院不仅属于庐山，也属于所有曾为其倾注心血的人。吕祖谦与杨大法这两位武义先贤，其功、其情、其文，足以穿越千年。是时候让他们的名字在白鹿洞书院重新被“看见”了。
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为了提醒后人：每一座文化丰碑的背后，都站立着一群不能遗忘的奠基者。
附：
白鹿洞书院记
吕祖谦
淳熙六年，南康军秋雨不时，高卬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视陂塘，并庐山而东，得白鹿洞书院废址。慨然顾其僚曰：是盖唐李渤之隐居，而太宗皇帝驿送九经，俾生徒肄业之地也。书院创于南唐，其事至鲜浅。太宗于汛扫区宇日不暇给之际，奖劝封殖，如恐弗及，规摹远矣。中兴五十年，释老之宫圮于寇戎者，斧斤之声相闻，各复其初，独此地委于榛莽。过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虽贫薄，顾不能筑屋数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续先贤之风声于方来乎。乃属军学教授杨君大法、星子县令王君仲杰董其事，又以书命某记其成。
某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阨，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祖宗尊右儒术，分之官书，命之禄秩，锡之扁榜，所以宠绥之者甚备。当是时，士皆上质实，下新奇，敦行义而不偷，守训故而不凿。虽学问之渊源统纪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进德之地矣。庆历、嘉祐之间，豪杰并出，讲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横渠张氏，相与倡明正学，然后三代孔孟之教，始终条理，于是乎可考。熙宁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学制，教养、考察、宾兴之法，纲条甚悉。不幸王氏之学方兴，其议遂格。有志之士未尝不叹息于斯也。建炎再造，典刑文宪，浸还旧观，关、洛绪言，稍出于毁弃剪灭之馀。晚进小生，骤闻其语，不知亲师取友，以讲求用力之实。躐等陵节，忽近慕远，未能窥程张之门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贤圣之病。如是洞之所传习道之者或鲜矣。然则书院之复，岂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与揖先儒淳固悫实之馀风，服大学离经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约，自下而高，以答扬熙陵开迪乐育之大德，则于贤侯之劝学，斯无负矣！至于考方志，纪人物，亦有土者所当谨，若李浚之之遗迹，固不得而略也。
侯于是役，重民之劳，赋功已狭，率损其旧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则有馀矣。兴废始末，具于当涂郭祥正所记者，皆不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