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伟

　　四十多年前的一次护山经历，我终身难忘。

　　1975年，我从武义一中高中毕业回家务农。那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物质十分匮乏，人们的生活异常艰苦，特别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生活更是艰难。当时，全国农村正在一手抓“阶级斗争”，一手抓“农业学大寨”，农民整天“战天斗地，改天换地”，一天到晚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农忙时节，忙着种田；农闲时节，忙着造田。挖山填塘，挖渠填沟，砍竹伐树，劳动强度很大，劳动效率很低。尤其是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可以说，“文革时期”是我国继1958年“大跃进”——“大办钢铁”以后的又一次生态灾难。

　　我回家以后，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几乎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干活。虽然，后来回想起来，当年很多农活都是在做无用功，是完全不必干的。但在当时，谁也不敢反对，谁也不敢怠慢。这也许与当时的政治生态有关。“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切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大家每天都是提心吊胆，不敢多说话，只能多干活。我在生产队干活，就觉得每天的体力劳动强度实在是太大了，真有些吃不消。

　　当年，我们大队（村）有几座山，山上的柴火供本村村民使用。在当年，柴火非常宝贵。村民经常缺少烧饭的柴火，只能拿稻草甚至去割野草烧火做饭。所以，对村民来说，这几座山上的柴火就如同宝贝一样。为了防止这些山上的柴火被其他村庄的人所盗砍，就每天安排一个村民（当时称社员）去护山。

　　护山，虽然也要爬山，要到处去巡视，但是比较自由，走累了就可以休息，没有人管。相比生产队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那简直就如同放假休息一般。所以，轮到护山，每个人都非常珍惜，决不会放弃。特别是在七、八月炎热夏天的“双抢”季节，轮到护山就如同中了大奖一样感到幸运。

　　护山，也不是村里所有人都具有的权利。当时村里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只有正劳力，而且还要非“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出身才有资格护山。所以，一个村里有资格护山的人还不到百人。我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工分的底分评上了十分，才有资格去护山。当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不是每天都要派人护山的。下雨天、下雪天、过春节的时候，是不派人护山的。这样，一年下来，每个人也只有两天左右轮到护山。所以，对村民来说，护山这个“活”，就显得弥足珍贵。

　　我第一次轮到护山，就非常激动，但也有点害怕。激动的是自己终于有一整天的时间不用干又脏又累的体力活， 可以好好地、自由自在地休息；害怕的是自己比较胆小，要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山头上一天一夜，心里有些发怵。不过，自己还是抵挡不住不用干农活的诱惑，不愿放弃这难得的护山机会。

　　头一天下午，干完农活回家吃了晚饭，就必须上山做交接班，晚上就要住在山上。当年，大队在一座视野开阔的山的顶上，建了一间十分简陋的泥土房，房顶盖着稻草。房子只有一个十分简易的窗户，没有窗门，就用两根木棒作为窗户的栏杆。木门也十分简易，就是两块粗糙的木板拼接起来的。房子里面只有一张简易的木板床，床上有一条脏兮兮的被褥。门边上搭了一个简易的灶台，上面有一口铁锅。床下有一个脸盆，窗户上还有一盏小小的煤油灯。这就是泥土房子里的全部家当。

　　当时，我觉得最难熬的是夜晚。太阳下山以后，天渐渐黑了。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一个人住在山上。我早早地把门关好，点起煤油灯，静静地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也不敢想。但是，很快地，自己就胡思乱想起来。特别是听到外面刮风时，或者有什么声响时，自己的心就怦怦地跳。那些可怕的“鬼故事”的情节不停地在自己的脑海里闪过，那些可怕的野兽的模样也不时地会浮现在眼前。自己只能偷偷地把柴刀放在床头，用被子把自己的身体紧紧裹住。即使有了小便也不敢起床。后来，实在是憋不住了，才从床底下的角落里找到一只小尿桶才得以解决小便问题。就这样，到了很晚，才迷迷糊糊地睡去。第二天早上，鸟鸣声把我从梦境中惊醒时，早已阳光普照了。我赶紧起床烧饭，吃完饭，就拿上柴刀，关上房门，巡山去了。

　　巡山，虽然要爬高走低，从这座山爬到那座山，但信步走走，爬累了可以歇一下，中午还可以在床上睡一会儿，这与平时干体力活相比，已经是很惬意的了。

　　我爬上过我们村的每一座山的山岗，走过每一个山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没有发现任何“敌情”，偶尔看到有人从此处山路经过，也仅是路过而已，并不是来盗砍木柴的。我曾听其他护山的村民说，经常会发现到我们村的山上盗砍木柴的人，而我“护山”时，没有遇上此类麻烦的事情，也算是我的幸运。

　　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护山经历，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每次回想起来，感到无比温馨，令人怀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