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经年累月沉醉于“社会人”的身份之余，俯仰之间还原一下尽享蓝天、白云和乡愁天伦的“自然人”身份，其妙不尽言。在接受《小镇中国》访谈嘉兴市王店镇时，我求仁得仁，充盈惬感。面对镜头，我对王店的赞誉之词既出于对儿时乡梓的偏爱，但又有对工业化进程中小镇建设“鱼与熊掌”之择的容情。

亚里士多德说过，城市是为了追求至善而建立的共同体。这里的两个关键词彰显了城市建设的理性指向：一是至善，而非至大、至新、至时尚；二是共同体，而非单一体，是百业共兴，而非孤业独尊。国情所致，经济发展已成“中国小镇”冠绝时举之任。因此，偏离至善目标的共同体，其现状是：产业发展必然重于文化传承，非物文化投入必然甚于物质文化投入，建筑记忆必然丰于建筑遗存。

“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词汇。在我国成文于战国的《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于此可见，人文是相对于天文而言，文化是指人文化成天下的过程。据现代人的演释，狭义文化是指意识形态，广义文化则涵盖了人类的一切创造，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因此，世人将之类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文化。

对于古镇历史文化的传承我有两个观点笃信不移：

一是没有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文化传承将成等因奉此之作。申根这座欧洲卢森堡东南的人口不足450万的小城，其老城区被联合国整体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原因在于其发自肺腑的尊重历史、敬畏历史、保护历史之情怀。

卢森堡街头

二是非物文化不可仅满足于娱乐，而应以阅读为主，以求有助于提高国民的低阅读率。我国最具优势的非物文化资源潜藏于全球独一无二的象形文字之中，其语言出自唯一可以不采用符号的国家——中国。可以断言，这种独特的“文化专利权”堪与主权国家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比肩。对于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专利的享用，要通过阅读而非视听，通过朱笔而非键盘去传承。因此，乡村文化投资结构似应向阅览室倾斜，而非向娱乐厅倾斜。

地铁阅读

访谈间隙，我曾漫步于梅里街头，映入眼帘的是现代化厂房的集聚区和缺失连贯更新的古街区之反差景象。所见所闻仿佛皆是唤我之音，是身处起承转合之际的故里，向我发出阵阵痉挛之后的一种疼痛呼唤。它令我想起一位医生的话，他最喜欢听到病人阵痛的呼唤。因为，只有死亡才会对疼痛永远地失去反应，病人有痛感，在医生眼里就是希望！这就是我受访古镇王店时的心迹，也成为我寄语全国古镇《特色小镇将迎来特色保卫战》时的定力。

客观地评说，一座理想的特色小镇的标准应当从三方面彰显：

因此，小镇的特色管理应当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涵盖了文化、产业、社会和政府四大层面，缺一不可，否则不会巩固和持续。因为，人类生态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告诉人们： 多样性导致稳定性。

我国特色小镇建设之所以多数不尽如人意，并非政府不恪尽厥职，而是背景原因太深邃。我大致盘点有三：

一是从直接原因判断，小镇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的失谐，彰显了多目标系统管理理念的缺失。作为我国政权层级中直面广大民众第一线的小镇决策者，其任务是要对所辖地区进行多目标系统的协调性管理。换言之，作为镇委书记和镇长，他们踏上的荆棘载途绝非经济指标一项，而是面对一组难以两全其美的执政目标，而非单一目标。各个目标利益往往具有其独立的获利偏好，彼此之间缺失同一价值指向，有时甚至会相克背离。

乡镇政府的职能就在于对各个不同目标利益进行权重之后，作出一个统筹兼顾的均衡决策。这种决策，对于任何一个独立目标利益而言，只会是“满意决策”，而非“最优决策”。乡镇建设也如是，它要力求在文化传承、街巷更新、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的四大目标之间保持均衡。彼此不可偏废、顾此失彼，即便在特定时期内需确保重点时，也只是权宜之策，绝非持久地“一花独放”。

文旅小镇同质化现象

二是从深层原因判断，小镇发展的长远社会目标与短期经济目标的失衡，彰显了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体系设计上的缺陷。乡镇经济发展与全国一样，重点和难点不在当前，而在长远； 不在规模，而在结构； 不在速度，而在效益； 不在有形，而在无形。

GDP作为各国国民经济交易的一种精确的货币规模统计，不能反映其所交易的产品和劳务的真实质量和水平。由于在GDP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它会诱导人们只求轻车熟路的传统产出，不图破财费力的转型产出。最有说服力的典型事例是我国短命建筑（平均25一30年）的存毁史： 一方面各地通过立项投资，大兴土木创造了可观的GDP；另一方面又通过城市更新改造的拆迁，损毁了批量的财富。

历史已无情地证明： 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指标应该是多维度的，它除GDP之外，还有大气河流自净度、人均寿命、受教育程度、弱势群体社会地位、人均休闲时间和就业率的改善程度等。我国百姓之所以并不很关注GDP，而更关注自己实际可支配收入，便出于此因。有鉴于此，科学家们在联合国的委托下，曾于2011年完成了一份关于财富思考的新报告： 《包容性财富报告》，旨在唤醒人们对GDP的幻觉。国家财富的新概念在这份报告中，体现在人力资本（非人力资源）、生产资本（非闲置的生产资本）、自然资本（非污染的天然资源）之中。

特色与传统俱来，即从先天而后天，经过传承，注入了现代，并演释着未来。由于我国传统的国民经济与考核指标体系设计上的缺陷，导致社会行为模式重形态建设、轻功能建设。因此，吸引你眼球的小镇风貌，未必全是你所期望的“特色”内涵。因为，遍及沿海小镇的工业化浪潮之标准化模式，或多或少起着淡化着小镇历史、弱化着小镇传承、蚀化着小镇未来的负面作用。

小镇发展需要以长远为主

三是从根本原因判断，小镇生存空间与环境空间的偏离，彰显了经济增量管理的非理性。这种“非理性”判断的依据，源自发达国家每人年均消耗的30吨物资中，仅有1%一1，5%变为消费品，剩余的全部转化为危害人类的“三废”。但是，物欲无度的利益主体们并未就此收敛。导师马克思说过，利益集团必然要争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政策，还要寻找理论和理论家为其代言。因此，为政府建言献策而辛苦奔波的经济学工作者朋友，包括本人在内，应力避两害侵扰： 既要力避利益集团的金元陷阱，沦为非公众利益的代言人； 又要力避经济理论缺陷对政府决策的误导。

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原理是用“最经济的模式”，去调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地球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其调和的武器是数学模型，途径是将不属于经济范畴、又与经济生息相关的命题全部排斥在外（生态环境研究就是其例），然后又将经济范畴的一切相关因子全部简化成数字关系，用模型代之，进而抹杀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未来的关系。

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

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只有一件事： 创造财富。财富仿佛就是一切，而从不关注其外部性成本所派生的社会后果。其实，人们有所不知，社会环境成本高昂的“产出”并不是财富，而只是一种负债。正如诺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索迪所言：“对自然不能负债，向自然索取的应该归还。” 人们只要稍加注意一组数据，便不难窥知这种成本背后的后果： 全球城市人口中患神经系统疾病者是乡村的3倍之上，高血压者是乡村的2倍多。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本与物本倒置的经济、社会现象。可见，物本的索取，正由人本归还。基于人本主义的考量，才会有2000年之前古代哲人庄子关于“文明制度搞坏人、搞坏社会”的结论，以及2000年后有现代哲人卢梭关于“科学技术是悲喜交集的福音”之断语。

城市化问题日益严峻

由此不难理解，缘何大自然馈赠人类的优势资源均为物所用，而鲜为人所利了。君不见，由于经济以交通为导航，因此大凡交通发达地区，产业加速扩张，历史文化的传承举步维艰，人们生存环境频受挤压。其源在于，我国城镇公共利益正在被两大矛盾所困扰： 一是城镇空间土地经济利益最大化，与城镇生活空间环境人性化之间的矛盾； 二是政府长远的公共价值目标，与短期的经济价值目标的矛盾。前者已经伤害了当代人的权益，结果是上扬了社会和谐的成本； 后者正在损害未来人的权益，结果是提高了可持续发展的成本。

正当全国乡镇建设迈入科学发展的十字路口之际，《小镇中国》栏目的出现，为全国上万个乡镇探寻一条历史文化传承与新兴产业发展双馨的特色之路，激起了希望。《小镇中国》采访的时空背景，正处于我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的历史当口，一切行为尚处于探索、思考、反复的不确定状态之中。因此，此档栏目与其说是访谈，不如说是调研和探索。因为，在你闪光灯的激励和启示之下，其中也许不乏未来的中国理想小镇。

乡镇建设的创新举措万变难离其宗——制度安排。当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提出过的强镇扩权建议，我认为仍然适合我国小镇的现状，即： 在不提高行政级别的前提下，在有条件的小镇中试行设置“镇级市”，旨在建立一级独立的财政和行政管理体制。在不要求上下对口设置机构、不增加行政编制的条件下，适当下放县级政府行政权和执法权，并辅之以适当降低税收增量的集中度，目的是增加乡镇一级的综合财力，以求逐步摆脱乡镇建设资金对土地的过度依赖。

我的结束语是认真的，又是沉重的：“中国特色小镇，请不要忘记农业，否则，一切特色将失去根基。” 世界上有两个发达国家的理念佐证了我的结语：英国人认为：“英国的灵魂在农村。” 法国人认为：“农业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未来产业。”

但是，由于生命周期所决定，人类实际上是一种百年史观的近视动物，其心目中的“未来”很少有人不受其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