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文保情结

■朱荣林

我曾于2005年10月30日就王店文物保护，以《文化大省的目标定位必须落到实处》为题，投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省长吕祖善、副书记梁平波同志。

我在信中表示：我是一位浙江嘉兴籍的学者，对故乡有一种永远难以名状的情结。我认为，“十五”期间省委以建立浙江文化大省作为发展战略的定位，完全符合浙江的资源特征，更符合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文化对经济贡献度演变的规律性趋势。嘉兴则处于近代开埠之后形成的“上海文化”与深邃浓重的“江南文化”之汇合交融之中，其历史沉淀尤为丰厚。因此，我长期以来较关注当地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配置，书呈过《唐宋元明清，从古想到今》等一系列建言。这一系列的建言，曾先后引起过加元、坤明、荣华、德荣等嘉兴市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然而，对其中一些影响特别深远的文化资源的关注，还需引起省委领导的重视，故特书此言，恳请拨冗一阅。

嘉兴有两位彪炳历史的大师，曾横贯大清皇朝300年的历史时空而独占鳌头。他们便是明末清初宗师朱彝尊和清末民初大家沈曾植。二位的追随者、仰慕者和研究者遍布中华大地及东南亚华人的学术圈子。前者的长篇巨著《经义考》其影响所及被称之“800年来的第一人”，令康熙大帝折服而赐御匾“研经博物”；后者是纵览百家、博通汉宋二学，精于史学、文学、地学而为后人称之为“300年来第一人”。朱彝尊系浙江嘉兴王店镇人氏，其故居“曝书亭”在1956年原嘉兴县境内与“烟雨楼”比肩，并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同为省级文物，“烟雨楼”赖以“红船”支撑，日臻兴旺，逐年锦上添花，成为禾上第一大景观。相比之下，“曝书亭”则日益衰败，不仅地域被蚕食，所剩近1/4，而且其破败景象日趋萧然，令四海游子茫然。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香港华润公司董事长沈觉人同志不久前重返故里王店，瞻仰《曝书亭》之后不发一语，黯然离去。

《曝书亭》这座作为一位旷世奇才的学术大师之故园，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已达半个世纪之久，“保护”的结果却是地域逐年蚕食、景观日趋破败、树种不断变异、门庭已可罗雀，其境况与一个文化大省的战略定位大有背道之势。究其原因有三：首先是省级历届文化主管部门失之有效管理。其中包括规划管理、计划管理和预算管理等，均与宏旨相悖；二是各级文化主管领导疏于统筹安排，缺乏轻重主次的指导。文化建设重点项目的选择是一个多目标系统的决策管理，决不能一味从其投入产出比来界定轻重座次，更应从文化的保护价值（历史和学术价值）去判断；三是文物定位系统与文物管理系统严重脱节。《曝书亭》作为“省级文物”的定位系统，但其管理系统只是一个乡镇级行政区划——王店镇。王店镇作为我国政权系统最基层的单位，在可支配财力极其有限和专业管理人才严重短缺的条件下，对《曝书亭》的管理已经尽职了，已无力达到文化保护级别定位之要求。

至于沈增值的故居，作为嘉兴市文物保护单位，其修缮非常到位。一座四合院式的三进两层的清末砖木结构建筑，基本完好如初地矗立在今嘉兴姚家埭1号，令瞻仰者肃然，彰显了嘉兴市政府重视文化大市建设之决心。但事情也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沈增植作古之后下葬于嘉兴市王店镇太平桥镇，墓区占地4亩，三面临水，筑有坟园、坟屋，墓前植有松柏和黄楠，1981年10月列为嘉兴市文物保护对象。沈增植之孙辈沈乙孙系华北电力设计院院长（教授级高工），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3年11月11日谢世时原国务院总理李鹏敬献了花圈，足见地位之不微，且其生前曾一直为王店地方经济出过力。但由于该墓地的文物定位系统与文物产权系统相背离，致使这位沈增植大师的孙裔无法下葬于桑梓祖坟而被迫入殓于北京八宝山，有违其生前之夙愿。事情虽小，似乎无关宏旨，但此事对家乡游子眷恋故乡之情的冲击是不容小视的。德荣市长见我的反映之后曾迅即作过批示，彰显其高度关注之情，但要落到实处尚需付诸不懈努力。

为此，我有如下建言，祈盼省领导予以首肯：

第一，文化管理部门要以嘉兴王店镇两处文物保护的现状为典型，举一反三，将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落到基层，落到项目，落到实处。文化大省的建设工作决不能满足于纸上规划，也不能满足于会议号召，更不能满足于听取泛泛的情况汇报，这些固然都是工作，但并不是工作的主要内容，文化保护的落实关键是要靠人下去，才能把握第一手情况。各级文化管理部门对于本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现状，要逐项建立保护项目登录制度，做到督查有计划、保护有措施、考核有依据。

第二，要下决心理顺文物保护对象的相关关系。这些关系主要有：一是保护系统与管理系统的关系。目前比较普遍的现状是按文物原址所在地区来界定管理系统，以致许多文物价值高而地处偏远的保护单位处于级别最低的管理系统之中。无论从财力、物力、人力及其文化品位和管理水平的角度考虑，任由乡镇一级去管理有重大价值的历史文物是不恰当的。对此，建议将文物保护与文物管理相适应，作为一条原则列入文化大省建设的规范之中；二是保护系统与产权系统的关系。文物所在地的土地产权一般应当在政府掌管之中，在城市可纳入国有，在农村必须纳入集体所有。若一时为某些企事业单位所占有的，应当尽量通过土地置换或其他方式改变其用途，一时不能改变的，也要在规划上作出保护安排，一旦日后有条件置换时决不再作他用。

第三，要确保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现基本的投入水平。建设文化大省目标定位的举措，最终还是要体现在资金配置的预算平衡表上。在文物保护方面，其资金投入的倾斜应当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省级以上重点文物的保护。其保护的资金、人员、设施和政策要落实到位；二是重点文物的研究。文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光大之上，因此，除注意文物形态上的保护完好之外，还要在文物功能的开发和利用上下功夫；三是有关文物专门人才的培养。文物保护手段的体现，均要靠专业人才去完成，换言之，文物保护投入单位货币的效率高低，取决于人才的水平，其中也包括职能部门的管理人才。仍以嘉兴王店的《曝书亭》为例，日前文化部门派员实地考察之后决定投资30万元进行保护。作为一个长期缺失保护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区区30万元所能起的作用只是聊补而已，实难体现重点保护之力度。然而，就这30万元款项时至我发信的今日尚未落实到《曝书亭》，而承诺之声却已落地数月之久。文物管理部门这种“只闻楼梯响，不见有人来”的风气，应当有所改观，方能顺应文化大省建设之需。

作为一名浙江省嘉兴市王店镇籍的人士，我有感于两位与故里有缘的历史伟人在文化大省定位中的不公正“待遇”，故特上书此言，其动机无非源自故乡人关心故乡事罢了。

见到此信，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十分重视，不仅作了批示，并专此嘱托时任嘉兴市委书记黄坤明同志借王店举办“朱彝尊文化节”之际，向我转达了省委书记的重视和关切之情。他说：“书记对你的信函十分重视，现已责成政府主管部门予以关注和落实，并要我专程向你转达并致谢意”。当时在场听取坤明书记转达的还有时任嘉兴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裘东耀，秀洲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明超，王店镇委书记仲旭东等。次年春时，我便获悉省文化厅已落实专款30万，用于修缮曝书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