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此话出自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形象地揭示了事物利弊相间，祸福相依之道。因此，因弊舍利和因祸弃福均不可取。

图一，引领并服务长三角经济的上海外滩金融业

经济全球化加快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各国放宽了对本国市场的控制，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加快，促进了各国经济的繁荣。

但是，凡事利弊相间，正如我国俗语所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由于国与国之间存在治理制度、市场化程度及其资源配效率上的差异，经济全球化令世界经济发展更为不平衡，两极分化趋于严重。

在发展机会全球共享的同时，也加速了全球经济风险的扩散，从而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回顾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与其说是总结全球化的教训，不如说是总结各国身历其中的因果得失

经济规律与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可用两句话可以概括。第一句话是世事无常。任何事物它都没有常态，但它的变化却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其规律印证了第二句话，即周而复始。过了子夜以后必定见黎明。

有人总结过人生的道路，从顺利的年份到不顺利的年份基本上是一个周期，它轮番地左右着人们的一生。经济运行也遵循周而复始的周期。问题在于如何把握这个周期，又能将把握的周期为自己获利。

当今世界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往往是资源短缺的国度，资源禀赋条件相当好的国家和地区，其生产力往往都落后于资源短缺的国家。这个随处可见的悖论，其原因在于资源禀赋条件差的国家和地区的注意力往往在于重视资源，珍惜资源，进而将重心放在资源配置水平的提高上；而资源禀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忽视资源的重要性，疏于提高资源配置水平。

殊不知，资源是流动的，它从资源配置水平低的地区流向高的地区。这种流动会诱致制度的重新安排，进而改变生产力水平，但其前提是改变资源配置水平，中国改革开放的轨迹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引出的一个重要思考是：全球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提供的体制性资源，也是加盟者共享的一种非物质资源。这种资源配置的过程，便是加盟国完善自身体制的博弈过程。

图二，31年前作者应邀赴美国最高智库CSⅰS演讲前在总部大楼留影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互动的作用机理，具有相似性。区域互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产物，其互动效率之所以低下，源自于互动主体的缺失和互动规则的软约束。经济全球化有三个前提：

一是宏观层面上各国的经济制度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

二是微观层面上跨国企业的全球套利。

三是经济行为和竞争行为的全球规则的形成。

“同物一价”，是交易获利的最基本准则。当同一种商品和要素在不同地区出现不同价位时，逐利贸易便会发生。同时，以此形成的各地比较优势，便成为跨地域企业分解和重组自己生产流程的动因，并以此重新建立起供应链管理体系。

这个过程必然会导致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进而使对外投资和贸易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三是互联网的建设从技术角度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互联网的运用降低了企业所有权的控制成本和交易费用。这种成本和费用的降低，扩大了企业活动半径，进而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器。

回顾经济化的历程，从其增长空间结构分析，在已经形成举世公认的五大城市带之后，又有人把我国长三角地区城市群作为第六大城市带来预期。城市带(或是经济圈)的形成是一个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互动关系的结果，其互动过程是“积聚”和“扩散”两种效应的交替。

核心城市不是自封的，它应当具备三个充要条件：

一是经济首位度高；

二是其经济与周边地区的关联度大。在产业链的构建上，它的位置应该处于引领、扩散和带推的地位。

三是核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而非生活性服务业比较发达。

因为，生活性服务业的辐射半径，远小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辐射半径。经济全球化所遵循的规则实际上是WTO的规则，在WTO规则约束下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效益是一种效率性的收益，它的收益大小和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相联系，制度效率决定了它的效益。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制度安排的差异，导致了它的效率性收益的差异，这种差异必然引致贫富差异的存在，而且有不断扩大之势。贫富差异的存在或者扩大，又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WTO规则的岐见。

时年，WTO的多哈会议和坎昆会议连连受阻，便是这种岐见的信号，其结果推动了新的合作组织形式的衍生，使地区性经济合作蜂起。“9+2”的泛珠三角形式，就是在这种特定条件下的创新，其价值便在于此。但不论你是区域性合作，还是全球性的多边合作，其互动过程都必须遵循WTO的规则。遵循这些规则的前提是能胜任WTO所确定的义务。

当年，WTO的任务有三：一是制定规则；二是放开市场；三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为此，所有加盟的国家和地区，你要想胜任这些义务，就必须实现本国的“三化”：一是市场化；二是法治化；三是知识化。但是，这些义务对于当年我国的现行体制是一种历史性的挑战，但也是制度创新的倒逼机遇。换言之，我国加入WT0本质上是一种用制度红利，去替代目前迟早要丧失的劳动红利的历史性机遇。

对经济全球化主导权问题的非议，几乎成了评估经济全球化弊端的共识。

从表面浅析，主导权确是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进而导致有失公正的获利结果。其实，这种现象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经济全球化主导权掌握在高效率国家手中。原因在于，全球化的共同市场守则是W丅0规则。

这一规则之下产生的效率性效益包括了：

一是市场化效率，它由有效市场程度决定。

二是规制化效率，它是由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所决定。

三是知识化效率，它是由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所决定。

不论你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效率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只要你程按全球统一规则去创新本国制度，进而实现了这“三化”，同样可以跻身全球化主导者的行列，只怕你口头承诺而言行不一。

从此意义上评说，加盟国在经济全球化规则面前是无歧视的。当然，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真正挑战，仍不可违避的问题在于：如何人类共同体构建视野，平衡好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巨大收益，以及协调好各国之间的利益诉求。

图三，云南的湿地公园是国内外游客向往之地，也是经济全球化逐利偏好之一。

我国时年从经济全球化中的得失与当前仍处于举步维艰的经济转型，是一对互为因果的关系。制度创新的基本内涵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在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社会管理模式，乃至城市更新价值的转型，实际上是我国公共资源的配置，从少数人的选择，走向公共选择的进程。

按照卢梭关于政府职能的论述和马格雷夫关于政府“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三项经典职能的对照，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历史证明，政府既有其公共利益的偏好，又有其部门利益的追求。政府的这种特殊利益偏好，体现在维护社会稳定的高投入、强化国有资产管理的倾向性保护政策，以及确保部门可支配的预祘外收入(俗称非税收入)。

从政府明文的职能规定判断，这些目标的价值取向与市场运作的规律及其价值取向很难完全一致。这种特殊利益偏好的计划特征与当年WT0规则，及其当前升级版的泛太平洋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的核心价值相比，有着不小距离。TPP是实现100%的零关税，它超越了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范围和自由化程度。该协定不仅涵盖贸易壁垒的全面消除，包括关税，还涉及人员和资金的自由流动，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旨在促进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开放。

这些规定对于我国融入世界经济，实施内外双循环，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难得机遇。同时，它也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如能抓住机遇则国兴，失去则国衰。

在认知市场经济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共识中，仍有不少有识之士发现了其先天的缺陷。

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作为支柱的，这种原理的目标是构筑全球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之间协调的桥梁。桥梁设计的技术思路，是将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数字化，但它的代价是扭曲了三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人与未来之间的可持续关系。

以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为例，其公平性应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起点公平，二是规制公平，三是结果公平。

但是，目前我们的分配起点不可能公平。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系列差异，包括了原始资本积累的差异，它决定了发财致富途径的选择机会的差异；发财致富能力的差异，决定了认知商机、捕捉商机和扩大商机的能力；致富机遇的差异。

致富者的“门第”决定了其人脉、眼光、信息和成效。上述个体差异并不属于经济学原理及其数学模型所能设计的范畴。因此，市场能解决效率，但不能解决起跑线的公平。

从此意义上讲，当前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定位，既有越位，又有缺位现象。若当政府与市场职能关系的这种现状，被简单地移植到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整个框架平台中的话，其不适应的主因不在国际规则一方，而在加盟国一方。

因此，各国政府都要选正自己在国际组织运行中的角色定位，既要争取本国权益，又要承担国际义务；既应维护个性，又要尊重共性。

图四，自然有时序，经济有周期

经济规律的把握，经济走势的判断，经济活动的运作，都与人们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人类知识有两种：

第一种是理性知识，它与科学相联系。

第二种是直觉知识，它与宗教相联系。由于长期以来主流意识的影响，我们信奉前者，排斥后者。

但是，后者却依然存在并且仍在发生作用。人类的认识进程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周期，其间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精神物质统一阶段。早在2300年之前的古希腊哲学的第一阶段里，宗教、科学和哲学三位一体，人们的认识统一到了“世界是一个整体”的观点之上。

二是精神物质二元阶段。当引入了人格化的上帝之后，导致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产生了“二元论”。为了调和分裂的哲学流派，希腊人提出了原子不可再分的概念，从而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同时，西方哲学逐步将兴趣转向了精神世界。

三是哲学兴趣回归物质阶段。中世纪文明出现后，人们开始对数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随之，出现了两位巨人：一位是被誉之为“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另一位是“变数理论”创始人笛卡儿。至此，人们开始认知世界是无限的，运动是守恒的，不存在广延的、不可分的原子。牛顿在笛卡儿的基础上建立了牛顿力学体系，发明了微积分，奠定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础。

四是重返东方神秘主义阶段。当时代车轮进入20世纪初叶时，亚原子的发现和光速的探秘，动摇了牛顿力学体系，《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取代了它之后，发明者惊讶地发现，他们观察世界的视角经过2300年的探索，竟又回归东方神秘主义的印度教、道教和佛教的视角。但是，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轮回，而是升华。

人类认识进程之所以成为物质与精神反复博弈的过程，是因为每一个完整的生命体，都是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

物质是生命的载体，精神是生命的灵魂。本文引证如此篇幅的认识论进化过程，无非要说明一个道理：万物的认知仅有理性思维并不完整，还须辅之于直觉思维。

回顾与展望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应运用这种完整的认识论去认知，去把握。因为，理性思维是一种线性序列结构的思维，它将一系列不规则的、无序的、非线性的、千姿百态的事物，经过整理、归纳、加工、抽象之后，提炼成有规则的、有序的、线性的、单一的思维。

但是，当一系列线性序列结构的思维面对无法解释的现象之后，人们才发现，用单一的理性思维认知世界，犹如试图用一张平面纸张，去包裹曲面形状的球体那么难于严丝合缝。认知全球一体化这一复杂多边关系的社会经济现象，实际上是在求解一个充满隐函数的多元方程的非线性世界。

有道是，惑与不惑皆有获；成与不成，皆是得。回顾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价值取向，无论对于是否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无不如是。 在爱因斯坦看来，由于物质拥有质量，这就会导致该物质周围的空间被扭曲，并且质量越大的物质对空间的扭曲会越明显。

爱因斯坦认为，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时间。我顿悟其义：全球化作为物质财富运行的空间和时间载体，何尝不是如此？

图五，作者在风情别具的《道上食咖》小铺，盘点处于几何中心区位的嘉兴(王店)铁路运输线南来北往的客、货流量。

编辑：涂林楠

一审：李丹

二审：郑静静

三审：朱谢旻